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历史考察（下）

二、茶叶、大黄之路（一）茶叶之路宋元明清时期是一个变革期。由于地理环境变迁以及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比之前期，草原绢丝输入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传统的绢马贸易模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被茶马贸易新模式所取代。二者的不同在于，绢马贸易更多是满足游牧部落贵族对奢侈品的需求，而茶马贸易更多是满足北方游牧民族的日常需求。北方草原一年中“苦寒”时间较长，蔬菜种植较少，而蔬菜富含人体所需的维生素。消化肉食与奶酪类食物也需要这些维生素。但从农耕区域大量的输入蔬菜是不现实的，这与蔬菜难于保存与携带有直接关系。茶叶富含维生素和碱性物质，饮茶既可以补充维生素，也可以帮助消化油脂类食物。茶叶又易于保存和运输。所以草原民众对农业区域茶叶的需求是极大的。一如《宋史·职官志七》载程之邵言：“戎俗食肉饮酪，故贵茶，而病于难得。”^[15]3969这说明草原地区得到茶并非易事。《明史·食货志四》也云：“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16]1.茶马贸易的兴起从历代文献看，茶叶向草原地区输出主要兴起于唐宋，明清时达到鼎盛。正如《明史·食货志四》言：“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而明制尤密。”^[16]茶马贸易最早在唐朝中后期出现。唐人封演曾说饮茶的习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17]。但该时期中原与周边游牧民族的茶马贸易仅限于唐与回鹘、唐与吐蕃之间，并且饮茶的习俗还只是在游牧民族上层中流行。在五代和两宋时期，茶马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仅景德年间宋对西夏国主李德明册封时除赏赐金钱外，还赏赐茶叶2万斤。庆历议和后，宋为补偿西夏取消帝号，每年须给西夏赏赐银7万两，绢15万匹，茶叶3万斤，并且设专门机构——茶马司管理。“神宗皇帝，历精庶政，经营熙河路茶马司以致国用，法制大备，其它监司欲侵夺其利以助耀买，故茶利不去，而马不敷额，近虽更立条约，命茶马司总运茶博马之职。”除了官方的赏赐和茶马交易之外，受茶马贸易丰厚利润的吸引，民间的私茶交易也屡禁不绝。宋人吕陶说：“蜀茶岁约三千万斤（原注：元丰七年二千九百一十四万七千斤、八年二千九百五十四万八千斤）……（其中）有二千五百万斤，皆属商贩流转。”^[18]这种现象出现后，便有宋官员向朝廷建议允许私人参与茶马贸易。如《宋史·索湘传》云：“边州置榷场，与蕃夷互市，而自京辇物货以充之，其中茶茗最为烦扰，复道远多损败。湘建议请许商贾缘江载茶诣边郡入中，既免道途之耗，复有征算之益。”^[15]9421到了明代，虽然茶叶输入草原，受到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但民间的茶叶输入却没有中断过。茶叶几乎成了草原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日用品。如明朝初年，虽禁止私自贩茶出境，但并不禁止朝贡贸易。如吐鲁番使者至北京朝贡，明朝政府允许他们“至临青州收买违禁食茶、丝缎五十余柜”，并“命所司斟酌给带”。哈密使臣阿都火者入贡时，也允许其“私货茶于民家”。明武宗时，“许西域人例外带私茶”回西域。除了贡茶、私茶贸易，明朝还有官茶贸易。为了掌管茶马贸易，明政府还设有茶马司。明朝初年皇帝朱元璋每年用茶50万斤，易马13800多匹。《明史·食货志四》云：“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渚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16]19482.近代中俄茶叶贸易17世纪中叶之后，饮茶逐渐成为欧洲宫廷和贵族的时尚活动。欧洲开始从东方进口茶叶。特别是进入18世纪之后，饮茶的习惯迅速在俄国风行起来。输往欧洲的茶叶多数是经由海路运输，而运往中亚和俄国的茶叶须经过漠北草原地区。运往中亚的茶叶多数经由新绥线运输，由古城，经镇西，沿天山北麓，过哈密，转甘肃北部的居延、额济纳旗，从宁夏北部和河套地区抵绥远的归化（今呼和浩特）。此路俗称“小草地”，沿线有水草，为传统驼运路线。另外也有自古城向北行，经黄草湖、元湖，过阿尔泰山至科布多，翻越杭爱山，走乌里雅苏台，东南至归化。此路即漠北路，又称“大草地”，也是传统的驼运路线和军事路线。随着俄国人饮茶习惯的形成，自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中俄官方贸易开始形成。这样就形成了一条南方茶叶北上的通道。来自两湖、浙闽一带的茶叶通过不同道路汇集到张家口、归化城等地。然后运送茶叶的驼队穿过浑善达克沙地，一部分向北过库伦来到恰克图，另一部分折向西北至新疆。如表2，特别是到了18世纪末期，经由恰克图出口到俄国的茶叶数量越来越多。到19世纪，茶叶更是成为中俄恰克图贸易的主角。19世纪50年代，恰克图贸易基本变成了茶叶贸易，茶叶贸易额占其总额的95%。由表3可见，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到19世纪40年代末达到最鼎盛的阶段。之所以到1850年茶叶贸易衰落，是因为俄国开辟了经由新疆与中国进行茶叶贸易的新通道。如1842年经由新疆销售到俄国的茶叶：白毫茶449普特，茶砖3151普特，而到1851年就分别迅速增长到12362普特和7494普特。虽然在19世纪中期之后，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面临新疆对俄茶叶贸易以及海运的竞争，但在清政府与俄国政府降低关税的努力之下，加之1880年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贯通，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规模不仅没有缩小还有了较大增长，且一直到19世纪末都稳定在一个较高水平。（二）大黄之路大黄是原产于我国西部地区的一种药材，具有清热泻火、解毒除湿的功效。大约10世纪之后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种重要商品。在中国西北甘肃、青海较为常见的大黄一旦运到中亚、欧洲便身价不菲。13世纪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曾记载：“（中国）肃州境内多山，山上出产一种质量非常好的大黄，别处商人都来这里采购，然后行销世界各地。”^[19]15世纪之后，欧洲人对中国的大黄了解得更加详细。这时中国的大黄开始由两条道路被运往欧洲。一条是经由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由中亚商人中转运往欧洲，“所有从忽鲁模斯输往印度的大黄都是先从中国经鞑靼的乌兹别克地区运到忽鲁模斯的，相传它是由陆路从中国运来的”，“除中国产的大黄之外再没有其他大黄运到波斯或乌兹别克的，又由此二地运往威尼斯和西班牙”^[20]。另一条是经海上丝绸之路，主要从广州经印度中转，贩运到欧洲，被称为印度大黄。17世纪之后，俄国人开始从事大黄贸易，并且将大黄贸易纳入国家专营范围。由于大黄贸易的利润极高，“在俄罗斯每普特110卢布，而大黄在中国的采购价不过是1普特12～15卢布”，18世纪中俄恰克图贸易条约签订后，中俄大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从1701年—1703年间每年50普特，增加到1738年的1136普特。”^[21]俄国进口中国的大黄一方面通过恰克图贸易获得，另一方面通过与中国贸易的中亚商人那里获得。俄国从恰克图和布哈拉商人那里获得的大黄主要并不是自己消费，大多经过俄商转手销往欧洲。1765年，沙皇政府将从中国购买的大黄转销至欧洲时，以每普特65卢布价格，共“出口了1350普特大黄”，仅这一次就获得纯利润47250卢布。1777年，在俄国内销售的大黄只有6普特，而同年转销到欧洲市场的大黄却有1000多普特。俄国向欧洲市场转销的大黄，每普特售价为76.25荷兰元，折合91卢布30戈比。1778年，每普特大黄在欧洲售价为80荷兰元，折合96卢布。1778年布哈拉商人运往恰克图1055普特大黄，其中有680普特被俄国人选购了^[22]。超高的利润令很多人开始铤而走险进行大黄走私贸易，到1753年俄国家控制大黄贸易减少到了500普特，这迫使沙皇政府用死刑来控制大黄走私泛滥的局面。随着18世纪下半叶清朝收复新疆，中俄在中亚地区发生了利益碰撞。因为俄曾庇护阿睦尔撒纳等清朝的敌人，所以清政府曾在1762—1768年、1778—1779年及1785—1792年间三次采取断绝贸易的方式惩罚俄国人。由表4可见，在此期间中俄在恰克图的大黄贸易受到较大影响。在清政府以茶叶、大黄为武器制裁俄国的这段时间，俄国的大黄贸易依然在进行。每当清朝关闭恰克图贸易，途经新疆通过走私销往中亚的大黄就增多。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上谕：“据明亮奏，查出商民李生贵、马友德所贩大黄1300斤，已将大黄禁封，将李生贵等解交尚安查办”。“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阿克苏有商民马成孝等人原存、新贩大黄870余斤，叶尔羌有维民向吐鲁番商民老三购买大黄600余斤，还有哈密商民从甘肃私贩大黄5000斤前赴乌鲁木齐。”^[23]。据俄统计资料，“1801年从布哈拉输向俄国的大黄价值达275万卢布，占布哈拉向俄国出口贸易额的3.5%”^[20]。但是，中俄大黄贸易时常受到双方政治关系的影响。清政府经常将茶叶、大黄贸易作为“控驭外夷之具”，如，18世纪中后期曾三次采取断绝贸易的方式惩罚俄国人。在此期间，中俄在恰克图的大黄贸易受到较大影响。同时，进入19世纪后，西欧国家从广州进口的大黄数量逐渐增多，另外部分大黄由中亚商人从新疆运往俄国，这也影响了中俄在恰克图的大黄贸易。三、历史启示（一）和平贸易双方获利，采用战争方式反而两败俱伤，得不偿失。8<span style="background: rgb(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