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历史考察（上）

摘要：2013年习总书记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倡议后，古老的丝绸之路再次焕发活力。“中蒙俄经济走廊”正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实践之一。我们对这条新的经济走廊进行历史考察之后，可以发现中蒙俄三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区域中人文所属群体的名称在变化，这条道路上的商品也在变化，但这种天然的伙伴关系维系的跨区域的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是代代相传的。

关键词：中蒙俄经济走廊，丝绸之路，茶叶之路

人们熟知的西北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及塔里木盆地南北道，通过中亚。这主要是张骞通西域，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后才畅通的。但我们“不能死板地看待‘丝绸之路’，可以说，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一条活的道路，由于政治、宗教、自然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选取不同的走向。”[1]近年来，在国外不断发现丝绸等来自古代中国的物品，由此，学者们确信横贯欧亚北部的草原之路也是来往人群的选择之一。

古代的丝绸之路在现代重新焕发了新的光彩。自2013年我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之后，引发了世界各国的关注，特别是在周边各国引发热议。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下变得日益紧密。2014年9月11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中蒙俄三国首脑会晤时说：“我们可以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进行对接，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2]自从中蒙俄经济走廊的计划提出后，中蒙俄三国加快了彼此合作的进程。2016年6月23日，中蒙俄首脑第三次会谈，三方在塔什干签订了《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旨在“通过在增加三方贸易量、提升产品竞争力、加强过境运输便利化、发展基础设施等领域实施合作项目，进一步加强三边合作。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促进各自发展战略对接，并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资稳步发展、经济政策协作和人文交流奠定坚实基础”[3]。根据《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中蒙俄经济走廊有两条沟通三国的通道。一条经中国东北，出满洲里到俄罗斯的外贝加尔地区；另一条是从中国华北经张家口、大同到内蒙古，再出二连浩特到蒙古国，之后道路贯穿蒙古国南北经恰克图到俄罗斯。其中，第二条道路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草原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在古代草原丝绸之路基础上产生的中蒙俄经济走廊将成为中蒙俄三国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

一、丝绸、皮毛之路

（一）丝绸之路

欧亚草原地带与农耕地区因地理环境的差异，造就了不同的自然风物与人文面貌。但毗邻的这两个区域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形成了天然的伙伴关系。这种天然伙伴关系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两区域间物产的互通有无与人文互动，即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而这又强化了彼此间的紧密度，深化了以自然地理为纽带的天然伙伴关系。从历史视角来看，虽然时代在发展，区域中人文所属群体的名称在变化，但这种天然的伙伴关系维系的跨区域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是代代相传的。

1.早期的丝绸贸易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种桑养蚕、缫丝纺织的国家。考古资料表明，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地区已出现了原始的丝织品。商周时期，中国的丝绸纺织技艺已达到较高水平。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力量不断增强，一方面不断征服北部的游牧民族，另一方面也不断加强与其商贸往来。通过这些游牧民族的中转，中原地区的丝织品被运送到了更遥远的地区，如在阿尔泰山北麓的巴泽雷克塞人贵族墓葬中就发现了来自中原地区的战国时代的凤纹织锦。在早期丝绸贸易中，游牧在河西走廊的月氏人扮演了重要角色。

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崛起于蒙古高原，控制了东起大兴安岭西至咸海的广大草原地区。结合自然地理与历史文献相关内容来看，草原地带纬度较高，生态环境脆弱，加之游牧生活的流动性，导致游牧民族经济结构较为单一，无法满足全部日常生活需要。故翻开中国历代史书可见，丝织品、布匹是生活在草原地带的人们最需要与最喜欢的一种外来输入品。因此，草原民众对农耕区域物产的依赖性比后者对前者的依赖性更大。为了获得生活必需的粮食、铁器、纺织品，匈奴一方面通过控制西域绿洲，设置僮仆都尉来征收；另一方面不断通过对中原地区的战争来掠夺。面对军事实力占据优势的匈奴，汉政府不得不采取向匈奴输送大量财物（包括丝织品）来换取边境安全的政策。西汉前期和亲之时，每年西汉政府都会送给匈奴此类丝织品，叫做“絮缯”，如《史记·匈奴列传》云：岁给“匈奴絮缯……各有数”。

如表1，数量如此之大的丝织品绝不可能都由匈奴贵族自己消费，肯定有大量丝织品通过转手贸易的方式，在各类胡商帮助下销往西方。由此，轻便又昂贵的丝绸逐渐成为丝绸之路上的最重要商品。近年来，在蒙古国考古发掘的匈奴墓葬中发现有大量两汉时期的丝绸、漆器、车马等生活物品，也证明了匈奴时期草原丝绸贸易的兴盛。

2.绢马贸易的繁荣

6世纪中叶，强盛的突厥汗国完全控制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波斯、拜占庭、印度与中原王朝进行陆上贸易的枢纽。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丝绸贸易从此进入异常繁荣阶段。而此时的中原地区北齐、北周相互攻伐，都拉拢突厥，“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华夏之地，实为劳扰”[4]。同时突厥高层也主动购买输入丝织品。《周书·异域传下》云：突厥土门时期“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缯絮”。除此，北周馈赠的也不少，如同传载：“俟斤以来……朝廷既与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5]。突厥不仅从中原王朝那里，也从其统治下的西域各国获得各种物资。《魏书·西域传》言及疏勒国时云：“土多稻……麻……锦、绵，每岁常供送于突厥。”[6]2268获得了大量丝绸和其他贵重物品的突厥贵族本身并不直接从事东西方贸易，他们与西方的交易主要通过中亚的粟特人进行。突厥人为了打破萨珊波斯对拜占庭丝绸贸易的垄断，两次派遣粟特人作为代表出使波斯。波斯拒绝后，突厥曾与拜占庭之间有过三次使团的交流。草原丝绸之路在该时期变得非常繁忙。

继突厥汗国之后，回纥兴起。因为它帮助唐平定过内乱，故而唐对其格外重视，贸易与馈赠更是远超于前代。《旧唐书》卷195《回鹘传》中即有许多关于“绢马贸易”的记载，内容如下[7]：

·肃宗还西京，十一月癸酉，叶护自东京至……诏曰：“……每载送绢二万匹至朔方军，宜差使受领。”

·秋七月丁亥……瑁所送国信缯彩衣服金银器皿，可汗（毗伽阙）……献马五百匹，貂裘、白氍。

·闰月，子仪自泾阳领仆骨名臣入奏，回纥进马，及宴别，前后赍缯彩十万匹而还。

·回纥恃功，自乾元以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大历八年十月）回纥使使赤心领马一万匹来求市，……命有司量入计许市六千匹。

·咸安公主降合骨禄毗伽可汗（贞元三年）纳聘马三千。

·贞元元年六月，回纥使移职伽达干归藩，赐马价绢二十万匹

·二年二月赐回纥马价绢五万匹，三月又赐马价绢七万匹。

·太和元年，命中使以绢二十万匹付鸿胪寺宣赐回鹘充马价。

·三年正月，中使以绢二十三万匹赐回纥充马价。

《新唐书·食货志一》云：“时回纥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中国婚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8]1348《新唐书·回鹘传上》言：“叶护还京师，帝遣群臣劳之长乐，帝坐前殿，召叶护升阶，席酋领于下，宴且劳之，人人赐锦绣缯器。”“岁给（叶护）绢二万匹。”[8]6113后期，这种交情也没有中断，《新唐书·回鹘传下》载：“曷萨特勒立……文宗初，又赐马直绢五十万”[8]6130。除了直接赏赐之外，回纥与唐还通过绢马贸易获得了大量丝绸。自乾元元年（758年），宁国公主和亲回纥得马“五百匹”后不久，双方就设立了马市，开始了长期的绢马贸易。大历八年（773年）八月，回纥派遣使者赤心“以马万匹来求互市”，但由于一时没有足够的绢帛来交换，郭子仪“自请输一岁俸为国市之”，最终市马“六千匹”[9]。这是史书记载官方市马最多的一次。除此之外，民间也存在小规模交易。许多回纥商人随同出使队伍，往往会私自携带一部分马，到唐市场上出售，对于这种情况，唐政府并不过多干涉。绢马贸易对于双方来说，是“彼此丰足，皆有便宜”。

回纥通过赏赐和互市获得的大量丝绸，不仅用来满足本民族生活需要，而且依赖粟特胡商，把所得丝绸贩运到罗马等地，从中获取巨额利润。这刺激了回纥畜牧经济的发展，同时对于回纥向定居农业社会转变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二）毛皮之路

草原丝绸之路也被誉为毛皮之路，因为通过此路，草原毛皮被运往与之相通的各个区域。作为普通的毛皮，如羊皮、牛皮等，内地并不是很缺乏，因为农耕区域也圈养这些牲畜。但草原上珍奇野兽之毛皮，对农耕区域来说就是奢侈品。正如古人所言：“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因为农耕区一般不具备适合一般珍奇野兽生活的环境。一如《魏书·袁翻传》所言：“西海北垂，即是大碛，野兽所聚，千百为群，正是蠕蠕射猎之处。”[6]1543兽皮成为草原的一种重要输出品，通过贸易这些珍贵毛皮得以南下。虽然文献中的相关内容，不及以上马匹输送记录多，但是通过几个时代文献的某些记录，也足以管窥其输送方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交流频繁，珍贵的毛皮多次得以南下。《梁书·西北诸戎传》言芮芮（即北魏所言的蠕蠕）：“天监……十四年，遣使献马、貂裘。”[10]这是馈赠给南朝的。因与北朝接壤，馈赠给北朝的就更多，如《魏书·蠕蠕传》云：“车鹿会既为部帅，岁贡马畜、貂豽皮。”[6]2289《魏书·高车传》言：“（弥俄突）又遣使献龙马五匹、金银貂皮及诸方物。”[6]2311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随着天然伙伴关系的不断发展，草原各种珍贵毛皮更多进入内地。如《新唐书·突厥传下》云：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亦连年系贡条支巨卵、狮子革等”[8]6057。回纥在草原兴盛时期，通过交易与和亲馈赠也给予唐不少珍贵毛皮。《新唐书·回鹘传上》云：“乃诏碛南弟鸟泉之阳置过邮六十八所，具群马、湩、肉待使客，岁内貂皮为赋。”[8]6113“帝以幼女宁国公主下嫁……（可汗）献马五百匹、貂裘、白氈等。”[8]6117而与回纥相邻更北的草原区域，盛产貂类，故而这些区域的人员南下来唐时，也常常带来这些奇兽及毛皮。《新唐书·回鹘传》云：“此皆古所未宾者，当贞观逮永徽，奉貂马入朝，或一再至。”[8]6146由此可见，当时唐影响力之广。除此，其他区域也有，如《新唐书·北狄传》言及室韦时曰：“贞观五年，始来贡丰貂，后再入朝”[8]6177。

契丹逐渐兴盛于草原之时，很多珍贵的毛皮则经由契丹人来到内地。如《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一》言：“逾年，顷还，阿保机遣使者解里随顷，以良马、貂裘、朝霞锦聘梁。”[11]以互市途径南下则更多，如《辽史·食货志下》云：“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诸部、高丽之货，故女直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等物，来易於辽者。”[12]

及至明代，中原与漠北的瓦剌部毛皮贸易仍然不断。据《明实录》所载统计，正统、景泰20年间，瓦剌向明廷派出贡使43次。其中，13次的贡使人数是24114人；11次贡马驼68396匹；5次贡貂鼠、银鼠等各种皮货达186332张。往往是前使未归，后使即到。如“一四三七年，一次贡使多至二百六十七名”[13]。1438年贡马增至1500多匹，皮货达2900多张。也先时期，朝贡贸易剧增，每次贡使往往数百乃至数千人，所带马驼达万匹，各种皮货多达十几万张。“一四四一年十月，脱脱不花遣贡使阿都赤等二千余人，贡马二千五百三十七匹，貂鼠、银鼠等皮二万一千二百张。一四五二年，也先差使臣纳哈赤等三千余名，带马驼等畜四万余匹进贡。”[14]

作者： 新疆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曹盟 来源： 《西伯利亚研究》2018年第1期

编辑： 胡婷婷